尽管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中国同性伴侣家庭的生育意愿正逐年增加，尤其是那些具有稳定情感关系和经济水平的同性伴侣。
而就在上周，一起同性伴侣争夺子女抚养权的案件获得法院受理。这起十分典型的案件，不仅关系到每一位性少数人士的切身权益，更是在缺乏法律对同性伴侣权益保障的当下，充分暴露了我国同志群体在家庭及子女抚养方面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这两个孩子，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的孩子
「我每天会花几个小时看着两个孩子，心想着他们终于来到我的家庭了，」案件原告王晓迪(化名)在接受淡蓝独家访谈时说，拥有两个天使一样的孩子让一切都是那么幸福。以至于她和伴侣刘瑶(化名)都不曾想到，当有一天她们的关系走向破裂，对这个新型家庭而言，会意味着什么。
「我们两个人出柜的过程都特别自然，」王晓迪，「我大学就知道了自己是什么样子的。那时起我会时不时的给他们(父母)一些信息，给他们看我读的书、我看的电影，聊聊张国荣等等。2009年的时候，他们就主动跟我说，『我们知道你是什么情况』，接受了我的性取向。」
也正是那一年，王晓迪与刘瑶相遇，并在2012年确认了情侣关系，从浙江搬到了北京生活。在一次家庭聚餐时，刘瑶也很自然的向家人出了柜，并介绍了王晓迪与她的关系。
「我们在一起就很普通，都是自然而然的。别人问我们也都不避讳，因为这样我们会比较舒服，」王晓迪说，虽然双方的家人接受并祝福这对情侣，但没有后代子女这件事，总是长辈心中的一块石头。
虽然并不认同老人口中「没有孩子就会孤独终老」的唠叨，但王晓迪看着身边一对对同志伴侣朋友通过各种形式获得了可爱的孩子，一直喜欢孩子的她，也开始期待起那种热热闹闹的家庭生活。
于是，王晓迪与刘瑶二人一拍即合，在几经了解和尝试后，二人在美国完成了选择精子、取卵和受精卵移植等辅助生育流程，各怀一胎。其中，由于王晓迪受身体原因所限，二人所孕胚胎的卵子均来自于刘瑶。
在美期间，虽身为中国国籍，但他们在同性婚姻已经合法的洛杉矶完成了婚姻注册登记，确立了被美国法律认可的婚姻关系。
2017年，一男一女两位孩子先后出生，年龄相差一个月。
「我们一起跑流程，一起受孕，一起挺着大肚子照顾彼此，一起把宝宝生下来，我们之间有一种战友情在一起，」王晓迪向淡蓝说，关于两个孩子均来自刘瑶的胚胎，她从来都不认为是个问题，「从始至终，我都认为这两个孩子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的孩子。他们有两个妈妈。」
「孩子的百日宴上，我们所有的亲戚都来了，」王晓迪说，「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没感受到和异性恋夫妻的任何区别。我的父母也知道两个孩子不是我的胚胎，但他们都没有疑问，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孩子。我很感恩，无论是我们还是这对孩子都是被祝福的。」
如何证明「我们都是孩子的妈妈」
育儿从来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对于一个新型家庭而言，同样充满挑战。
为了更好的照顾孩子，王晓迪成为了一位全职妈妈。刘瑶则需要同时兼顾工作与家庭生活。她们的生活变得比以往更加忙碌，「有时吃不上饭，我们就用火锅凑合，但我们很开心。我们四个人会睡在一张大床上，虽然很挤但也很幸福，」王晓迪说。
照顾一个孩子本已不易，两个孩子更是如此。孩子夜晚的哭闹、生活起居的诸多琐事，让王晓迪与刘瑶筋疲力尽的同时，也增加了两个人之间的摩擦。而由于两个人都对孩子投入巨大的关爱，因此在育儿方法上都有各自的坚持。一来二往，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在二人之间竖起了一堵无形的墙。
2019年底，二人决意分手，但在子女抚养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为了不与子女分离，二人更是矛盾激化，多次发生较为激烈的冲突。
12月31日，二人在家门口产生冲突，王晓迪报警后警察前来调解。刘瑶和王晓迪先后以「可以亲子鉴定」和「有出生证明」试图证明自己是孩子的母亲。警察在了解情况后表示，「我们只能确保孩子人身安全，但你们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
在美国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上可以看到，生育的男孩记载刘瑶为「母亲」，女孩的出生证明则记载王晓迪为「母亲」。
在诉讼状中，王晓迪认为刘瑶驱离长期共同生活的伴侣，并将儿女从她的身边夺走，不但严重损害了她的亲子权利，还给她和子女造成了严重的伤害。遂以此为由，她将刘瑶诉至法院，争取两个孩子的监护权和抚养权。
王晓迪在诉讼请求中写道，「其为一对子女的监护人，并随原告一起生活」，此外，她还请求「判令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人民币一万元，至子女年满十八周岁止」。
浙江舟山定海区法院向王晓迪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显示，王晓迪诉伴侣抚养纠纷一案，已于2020年4月1日正式立案。
原告律师称，「虽然同性婚姻在中国尚未合法化，但对于伴侣关系的认定不能损害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在确定子女监护权、抚养权归属时，无论法庭采取何种理论或者学说，都不能脱离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以及监护(抚养、教育、保护等)需求。」
他补充道，「如果法院能认可原告与被告均为两个孩子的监护人，不论由谁来直接抚养，另一方都应有探望权，这也是基于对两个孩子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律师：更明晰的法律对同志人群意义重大
这是一起关系到每一位性少数人士切身权益的案件。
「万一有一天我和我爱人关系破裂，我根本没法证明我是我们孩子的爸爸，」刘铮(化名)告诉淡蓝，他在2018年与同性伴侣在海外完成辅助生育，获得了一位可爱的宝宝。他说，每当想到这里，都感到「特别恐慌」。
尽管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中国同性伴侣家庭的生育意愿正逐年增加，尤其是那些具有稳定情感关系和经济水平的同性伴侣。
安徽与叶剑斌是深圳的一对男同伴侣，他们通过辅助生育生下了三胞胎，一家人其乐融融。
这起十分典型的案件，在缺乏法律对同性伴侣权益保障的当下，充分暴露了我国同志群体在家庭及子女抚养方面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伴随着新型家庭数量的增长，其面对的法律困境也正在逐渐浮出水面。
「我们接到的同志家庭法律求助与咨询，从2016年至今，每年超过300起，」长期关注同志家庭伴侣及子女抚养相关法律议题的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的丁雅清律师告诉淡蓝，「截至2020年3月，我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同志相关案件已达1029起，其中相当大的数量是同志家庭相关。」
丁雅清律师称，「在本案中，法庭能否认可双方伴侣关系、双方对子女的共同亲权，以及如何判定『法律认可的母亲』，对于未来更好的明晰并保障同志家庭及其子女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她指出，在这起案件中，有两个关键点。
首先，法院将采用何种方法判定谁才是孩子的母亲。在主流学术界和法律实务中，有「血缘说」、「分娩说」、「契约说」和「子女最佳利益说」四种观点。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确定应当采用哪种学说，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如果法院能够在本案中给出相对清晰的说理和结论，意味着未来更多同志家庭进行生育计划时，将有更明确具体的参考案例。
其次，法庭能否认可双方的「伴侣关系」，能否认可双方对子女的共同亲权。如果法院能将过往只在财产分割案件中认定同性伴侣双方为「伴侣关系」的先例作出进一步的突破，在人身关系中也认可双方的伴侣关系，对未来同志家庭获得平等权益将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做孩子法律关系上的「陌生人」
同志家庭生育最优解
为了最大程度的避免纠纷，在同志家庭选择生育时，实现最大程度的「亲子法律关系独立性」成为多数新型家庭的选择。
而这也必然导致一个令人遗憾的结果，同志伴侣关系中总有一个人是孩子法律关系上的「陌生人」。
从事海外辅助生育超过五年的资深行业人士刘涛(化名)告诉淡蓝，在同志家庭选择生育时，法律关系越明晰、越简单越好。
他介绍，「对于拉拉伴侣而言，通常不建议『A卵B怀』的生育方式，因为产生纠纷的概率最大。在辅助生育合法的国家和地区，由第三方爱心妈妈生产、『捐卵自怀』、『自卵自怀』是比较建议的。对于男同伴侣而言，如因个人原因选择形式婚姻，不建议和女方真的登记结婚。」
而在亲权的确认方面，由于中国法律尚不认可同性婚姻关系，因此，同志伴侣若希望通过诉讼来确认与非生物学关系的孩子的亲权关系，将会面临举证、法律规范的欠缺等一系列的困境，案件结果难以判断。
换句话说，同志家庭中，与孩子没有血缘关系即是法律关系上的「陌生人」，孩子在法律上只有一位家长。
刘涛同时指出，虽然这一解决方案是当前最不易引发纠纷的选择，而一旦发生纠纷，只能依赖于双方协商，缺乏强有力的第三方公正判决，难以实现公平公正的个人权益保护。
有了明晰的法律关系作为前提，同志伴侣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合同对潜在纠纷作出规避，丁雅清律师告诉淡蓝，意定监护、财产协议、针对孩子的委托监护、遗嘱监护等一系列公证，配合保险、信托等金融工具，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同志家庭权益。
她强调，虽然目前有一些替代性措施可以帮助同志家庭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纠纷，但无论如何都比不过明确的婚姻关系在效力和范围上的全面和完整。同时，目前的各种替代性措施均有一定门槛，不是每一个同志家庭都有能力和资源去完成这些操作。
这也佐证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丁雅清说，「由于法律的空缺，很多家庭没有机会走入法庭。两边家属鸡飞狗跳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
中国政法大学郭晓飞：本案体现了婚姻与人的复杂性
「当前法律没有认可同性伴侣共同亲权的情况下，法院应该会花大力调解结案，」长期关注同性婚姻合法化等社会性别与法律议题的法学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晓飞在接受淡蓝访谈时表示，「以往关于辅助生育的亲权确认的判决，既有支持血缘母亲的，也有支持分娩母亲的。这个案例与以往不同，原告并不否认被告是孩子的家长，只是抚养权有争议。」
「但无论是调解还是判决，可能都会参考辅助生育的案子。本来是『婚姻』内的生育却要参考辅助生育，颇耐人寻味。」
郭晓飞教授同时指出，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不处罚在境内外接受辅助生育个人的立法选择同样值得玩味。
实际上，我国官方曾多次在联合国发言反对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暴力，就性少数议题发出积极而主动的声音。去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在『民法典』草案意见征询期间，首次对同性婚姻合法化作出公开回应。
同志社群法律专业人士也在通过诉讼等形式增加同志群体的「法律可见度」，旨在凸显同志人群法律困境的同时，推动相关法律的明晰。
对于本次同性伴侣争夺子女抚养权的案件，郭晓飞教授称，同志社群权益倡导者期待法院能按照一般的伴侣关系来处理案件，以实现同性伴侣关系的法律承认。可值得注意的是，当同性伴侣真正发生纠纷时，在法庭上，总是有一方希望伴侣身份被承认，而另一方不愿意被承认。
郭晓飞教授说，「这体现了伴侣关系法律承认的复杂性，对于身在其中的人来讲，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