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芽笼（Geylang）可能有人听说过，有人或许头一次听讲，比起日本新宿歌舞伎町，或者是泰国曼谷的娜娜广场（Nana Plaza）等知名红色区，相对来说，不管是规模还是名气都小上许多。但是有趣的是，它却应该是目前亚洲各国，唯一能够“真正合法从事性交易”的红色区。

举个例子来说，日本虽有明确的“风俗营业法”（即特殊行业管理办法），也有规模庞大的特种营业区，但由于在1958年日本国会订定的《卖春防止法》（売春防止法）实施至今63年时间，因此从法规上看，所谓“全套”特殊交易仍然是违法的。当然从法规实际执行上来看，因为认定困难，警方并不会特别取缔风俗场所中的特殊交易行为。

目前亚洲多数性产业发达的国家，也都是程度不一的“暧昧”情况：比方说在泰国、越南、韩国等地，法律都明文规定特殊交易违法且负有刑责，但红色区依然游走灰色地带实质存在，甚至十分兴盛。

在白天，芽笼这里与新加坡CBD（中心商业区）以外的大多数地方，并没有太多的差异。略显陈旧的民房林立，也有宾馆、商铺与写字楼。但每到黄昏来临，这里就会变成另一种面貌，女性工作者开始三三两两出没于路旁，招揽生意。

壹、19世纪起的狮城性产业

说起狮城新加坡的第三特殊产业，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的时候。据《Ah Ku and Karayuki-san》（中文译名为“阿驹与唐行小姐”）一书中描述，由于英国殖民时期大量的劳动力从其他国家被引进到当地，造成男女性别比例极度不平衡，即便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一开始将特殊交易认定为非法行为，但是在“需求驱动供给”之下，仍然存在为数不少的女性迫于生计“义无反顾”加入该行业——当然，当时其中不少人，是被拐卖甚至是被迫来到新加坡出卖身体，她们多半来自日本与中国。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加坡的英国总督干脆改变策略采取放任不管的政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严禁白人女性从事特殊工作”。根据史料记载，所有以“白人女性”为主的那种场所在1916年全部倒闭；同时，翌年也颁布禁止通过“拐卖”的方式让妇女成为特殊工作者的政策。

在这之后，新加坡殖民政府开始规划所谓的“红灯区”，让性服务逐渐特区化、制度化，并且需要取得执照。虽然此时大多数的工作者并未遵照当局的法规，不过或许基于规模经济的效益，此时的芽笼区和周边，已经开始聚集较多相关行业人员。另外，大规模的“妓院”在1930年前后也被禁止，但个体的性工作者则属合法。

贰、新加坡独立后，走向立法管制与专区经营的政策

随着时间逐步推移，二战期间新加坡因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被日本占领了。此时新加坡的特殊产业主要以服务日本帝国军人为主，规模更是达到另一个高峰值。这个所谓的“盛况”一直延续到了1950年初，甚至被当时的女权运动风云人物希琳．福斯达（Shirin Fozdar）指责：“整个新加坡，根本是一座大型‘技’院”。

这样的负面印象，也让二战后在当地掌权的人民行动党及其带头人李光耀，在1960年时一度宣布女性工作者违法。但在新加坡独立后的1970年代，对于第三特殊产业的管理，又逐渐走向法制化与设立专区的政策路线。

在此之后，新加坡通过不断地制定或修订法律，以及完善各项条文规范，大抵成为我们现如今在新加坡所看到的红色区样貌：站在街角的个体女性工作者，以及以“按摩店”、“桑拿”、“会所”为招牌的各式特殊交易场所。

当然，并非所有的“按摩店”都提供特殊服务。只不过新加坡芽笼区大多数提供特殊服务的场所，并不会明目张胆地以“‘技’院”作为招牌，而是通过包括按摩店在内进行包装，以较曲线的方式作为营业的门面。另外，在“合法红色区”内的女性工作者，未必都是“合法工作者”——由于前面所说的“黄卡”相关规范比较严格，红色区内仍有部分女性工作者并没有获得相关资格。

根据官方统计，新加坡政府大约共发出了1000多张合法牌照给女性工作者——不过，想当然就知道，实际从事该行业的人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比方说在2016年，新加坡警方大规模扫荡非法特殊行业，陆陆续续逮捕了超过2000名没有合法执照、且属于外来移工身份的女性工作者。至于从事这行的工作者总数，一般估计是在15000到20000人左右这还是2017年的估测数据。

叁、“黄卡”保障，但也严格规范合法女性工作?

暂且撇开非法和“灰色地带”的女性工作者不谈，在新加坡，红灯区内合法的女性工作者，基本上其工作权是受到保障的，但需要取得执照、也需要纳税，同时有着十分严格的相关规定。

比如，不论是本地或外籍的女性工作者，必须先跟新加坡警方签订一份文件，保证遵守一系列严格规范，包含“下班之后要立刻回家”、“必须在特定区域招揽生意”、“外籍女性工作者不得服务新加坡籍客人”，等等。之后，才可以获得政府核发的工作准证，俗称“黄卡”（yellow card），方能从事性行为交易。

而“黄卡”的持有者，基本上除了必须每个月做健康检查之外（费用自行负担），还需要满足几个条件：（一）年龄在21至35岁之间；（二）不可以是穆斯林；（三）在身份证上的性别不可以是男性；（四）外籍工作者，必须来自核准的国家名单（例如：马来西亚、中国、泰国、越南等）。（五）外籍人士的“黄卡”，签证资格等同于WP（申请在新加坡工作的外国工人），但2年内需要离境，且终身不得再以同样身份进入新加坡。

根据新加坡政府2017年的统计，绝大多数持有黄卡，合法的性工作者是来自移民族群，目前以中国、泰国与越南居多，新加坡本地人则除非生活所迫，否则大多不太愿意从事这类的工作。

毕竟，在传统思维和刻板印象之下，从事特殊工作在当今新加坡社会的情境中，依然算不上一份体面的职业；更有甚者，即使是合法的女性工作者，仍然会遭到来自各方的歧视与攻击。

新加坡非营利组织The Project X就陆续针对性工作者进行调查，发现“言语骚扰”和“肢体攻击”，为该产业从业者最常面临的两大问题。其中某些“语言羞辱”，甚至可能来自警方或移民局官员。

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但比例上应该只是少数个案。根据Project X的访谈资料，大部份的相关案件，新加坡警方均会严肃且及时的作出处理。

而以上还是合法工作者提所供的数据，若是把样本放大到其它灰色地带的女性从业人员，可能问题更加严重。

肆、合法规范，仍有助于减少剥削与公共卫生宣?

尽管在“特殊交易专区合法化”的新加坡，仍有不少非法的女性工作者，也仍存在部分社会争议。但整体而言，由于将这个经常被诸国“暧昧处理”的产业规范台面化、法制化，相对来说也减少了执法上的灰色地带，同时也较能确保合法女性工作者的权益。

同时，为数众多的非营利机构，也纷纷进行调研、招募义工，给予特殊工作必要的帮助。包含在主要红色区的芽茏、德斯加路、豪杰大厦一带免费发放避孕套，定期组织宣传讲座，并在公共健康问题、法律咨询等方面，提供女性工作者协助等。

最后，我们简单来看一下新加坡性工作者的收入：根据南早的报道，在新加坡，最“阳春”30分钟的特殊服务，收费大约在50新币（约240元）左右；而结合按摩、洗浴等“复合式服务”，或是加上旅馆、过夜等费用，价格另计，可能在数百到数千新币不等。

若一周工作5天，扣除掉“机构”、“妈妈桑”大约20% -40%的抽成后，一名普通性工作者的月收入大约会落在新币4000元左右（约19212元）——当然，在这个行业里，也有所谓的“红牌”，她们的收入自然又会高上许多。

近年，是否成立“特殊交易专区”、并将专区内的“买卖双方”除罪化，在一些地方引起不少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特殊产业，确实无法以所谓的法律禁止或道德诉求去完全根绝。因此与其走“表面非法、实质不罚”的模糊地带；不如在立法妥善规范与配套的前提下，一切按照制度规范与市场机制，让交易双方资讯公开透明，也能减少因“地下化”而衍生的种种弊端。

毕竟，双方合意之下、有卫生保护措施的特殊服务，也就只是一种满足欲望的产业而已，无论是服务提供方或购买方，都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恶行。

政府真正该做的，是如何尽可能地减少法规难以触及、保障的“灰色地带”；以及在那些地带中所发生的不公平交易与非法行为。

新加坡在“特殊交易专区”上的种种做法，或许不见得都适合我们，但其将产业摊在阳光下，落实法制管理的精神，或许颇值得亚洲各国参考借鉴。